乱世出英豪。乱世也出骗子。
在山河凋零的晚清，享誉世界的中国近代第一通才、大作家刘鹗也当了回“大骗子”。
他虚构了一张1000万两银子的“存款证明”，想承揽一条1214公里的铁路。
结果，他遇到了更老练的对手，被对方玩得团团转……
1、低分高能也当官
提起这个人，人们并不陌生。
刘鹗，江苏镇江人，字铁云、号老残。他是近代着名的小说家，其代表作《老残游记》，被评为晚清“四大谴责小说”之一，在问世至今的一个世纪里印行的中文版本有180多种。
不仅如此，这部小说还被译成英、法、德、俄、日等8种文字，在海外广为流传。其中，仅日译本就有10多个版本。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把它列为世界名着之一，其国际影响可见一斑。
除文学外，刘鹗还纵览百家，对文字、数学、医学、水利、算学都有研究：他在甲骨文研究领域卓有成就，所撰《铁云藏龟》是第一部甲骨文专着，历来备受中国古文字学界的推崇。
《铁云藏龟》书影
他还精通音律，是广陵琴派的传人，现在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四大名琴中，唐琴“九霄环佩”就是他的藏品。
然而，这位近代以来举世罕见的通才、奇才却不擅长考试——别人“高分低能”，他是“高能低分”，连考了两次科举，都落榜了。
科场不行，仕途就走不通了。于是，他选择行医，后来又去做生意。
直到31岁，刘鹗的仕途似乎出现了转机。
1888年（光绪十四年），刘鹗给河南巡抚吴大澄作幕僚，后来又转到山东巡抚张曜作那里继续作幕僚。
1895年，38岁的刘鹗因为在黄河治理工程中成绩突出被保荐到总理衙门，以知府衔任用。
清代的知府相当于市长，刘鹗在总理衙门任职，享受着司局级待遇。
清政府总理衙门不仅管外交，还负责洋务、军备等重大国务，地位显赫，刘鹗在此任职期间积累了重要的人脉资源。并且，刘鹗的父亲刘成忠与当时的直隶总督、后来当了总理衙门大臣的王文韶、吏部尚书李鸿藻等高官是同年进士，有同窗之谊，关系非常密切。
这些都是刘鹗的“硬关系”。
照理说，没经过科举这一关而能达到这样的地位，凭借家里背景和自己能力，在官场混得如鱼得水，刘司长应该感到庆幸和满足。
但是，刘司长显然不是俗人——他更喜欢商场。而且，他还喜欢交朋友，交外国“朋友”，关系好到为外商争取筑路权而积极奔走。
30岁时的刘鹗
2、重点工程再上马
1895年前后，刘鹗一边在总理衙门上班一边暗中给外国公司办事。
有一次，他探听到一个重要信息：一度被搁置的卢汉铁路建设项目又要启动了。
卢汉铁路北起北京卢沟桥，南至汉口，设计全长1214公里。在当时的中国，这绝对是一项“超级工程”！
早在1889年，时任两广总督的张之洞就上奏朝廷，建议修建卢汉铁路。他认为，此路对民生、军事都有重大意义。
朝廷批准了张总督的折子，计划南北分段修筑，北段由直隶总督主持，南段由湖广总督主持。
为修这条铁路，朝廷专门调来张之洞任湖广总督。
没想到，这条铁路烧钱太猛，只修建了约100公里，就因资金短缺而被迫停工。
张之洞到汉口上任后，看到后续资金遥遥无期，干脆把主要精力放在了汉阳铁厂、湖北织布局等投资相对较小、见效更快的项目上，卢汉铁路工程就这样被搁置了下来。
1894年，中日甲午战争爆发，中国战败。
这一战极大刺激了中国人，清政府内部一些有识之士提出“应以蠲除痼疾，力行实政为先”。
1895年7月，清政府谕令总理衙门：“兴修铁路为方今切要之图，亟应举办。”
在这种情况下，被搁置的卢汉铁路项目又重新启动了，仍分南北段建设，分别由直隶总督王文韶、湖广总督张之洞具体负责。
光绪皇帝谕令：“卢汉一路，限以三年必成。”
决心很大，但问题也很大。
还是老问题：没钱。
为修卢汉铁路，张之洞曾反复向清政府争取过，朝廷在异常艰难的财政预算里每年拨款200万两白银作为工程款。
然而，这笔钱还没拨下来，就被人盯上了。
北洋大臣李鸿章提出“俄患日亟”，奏请先在东北修筑关东铁路。
于是，专款就这样被挪用了。
张之洞（1837—1909）
3、全国铁路大招标
那么，卢汉铁路怎么办？
清政府办洋务，主要有两种形式：官办官营和官督商办。
铁路是重大基础性建设项目，不仅事关经济，也关乎国家战略安全，所以一直主张官办官营。
虽然大清朝的国库里没银子，但是皇帝可以拿政策“抵债”。
1895年（光绪二十一年）12月6日，清政府谕令，搞了一次全国范围的工程“大招标”：
至由卢沟南抵汉口干路一条，道里较长，经费亦巨，各省富商如有能集股千万两以上者，着准其设立公司，实力兴筑。事归商办，一切赢绌，官不与闻。如有成效可观，必当加以奖励。
允许商办铁路，这是一项重大的政策性突破。
当然，朝廷也定了一道门坎：有能力就拿出1000万两银子，否则免谈。
要知道，当时清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勉勉强强只有1亿两，这笔钱相当于全国年财政收入的1/10！
虽然门坎奇高，但是，朝廷表示对这项工程“官不与闻”，等于给了商家最大的自主权，自然勾起了众多投资者的兴趣。
经过初选，基本上能符合条件的就4家：广东道员许应锵、广东商人方培垚、国子监学生吕庆麟以及我们的大作家刘鹗。
这四个人都拍着胸脯保证自己有实力：集股1000万两没有问题！
事关重大，清政府不敢轻信——万一建到一半资金链又断了就难看了。
不仅如此，大臣们认为：铁路商办可以集内资，但是万万万不能集洋股、借洋款，免得中国这条南北交通大动脉被洋人操纵。即使有1000万两银子，也要仔细审查有没有外资混在里面。
所以，必须得“验资”。
随后，清政府将“验资”的重任交给了王文韶和张之洞。
卢汉铁路保定站（摄于1915年）
4、姜，还是老的辣！
其实，刘鹗所谓的“1000万两银子”，只是上海履祥洋行开具的一份的“存款证明”。
清政府没有金融监管方面的法规和体制，洋行开出这么一张纸很容易，也不必为此行为担负任何风险。
因此，刘鹗是不是真的有1000万两白银存在洋行里，不好说。
退一步说，即便真的有，也无法分辨其中有没有洋款。
弄清楚情况，刘鹗是既高兴又担心。
高兴的是，王文韶是自己老爸的“老关系”、“硬关系”，而且，他跟王文韶的侄子王稚夔交往更为密切，王总督必定会为自己争取。
担心的是，张之洞这个人不太好对付，在反对集洋股的人里数他最坚决。
刘鹗连忙赶到天津找王文韶。
在官场上，王文韶素以“为人透亮圆到”着称，跟他打过交道的人都说“其言甚滑”，是个十足的“老油条”。
刘鹗虽是“关系户”，但他也不愿意在如此重大的事件上直接为他背书，风险太大。
于是，王文韶让刘鹗去汉口找张之洞，言下之意，如果张之洞没意见，他就没意见。
刘鹗不知道的是，王文韶私下里给张之洞写了封信，先说应标的这4个人里“许、方、吕三人皆有洋东在其身后，洋东皆觎办铁路之人”，后又说刘鹗也“渺茫”——这个人能不能靠得住也不好说。
他倒是没有否决刘鹗，不过先把自己摘了个干净——以后出了啥事都跟我无关。
直隶海关监督盛宣怀对卢汉铁路也很上心，他曾向王文韶询问刘鹗的情况，王文韶更是干脆，直接表示“不知其人”，把自己撇得一干二净。
刘鹗（右一）与友人
5、“空手套白狼”行得通吗？
1896年（光绪二十二年）3月，刘鹗怀揣着那份外国洋行开具的“存款证明”来到汉口，受到湖广总督张之洞的接见。
这个时候，张之洞已经有了主意。
此前，张之洞给王文韶写信说：
有银行具保者，岂外国银行肯保华商千万巨款耶？
很明显，他对刘鹗的实力和资质表示严重怀疑。
刘鹗呈上那份“存款证明”之后，张之洞随即向上海道发去公函，请协助查实。
上海道不敢怠慢，派专人询问了履祥洋行行主贝履德，之后向汉口复函。这份复函揭示了刘鹗争办卢汉铁路的真相和盘算：他其实没钱，打算先把工程揽下来，再拿着这个项目向外国银行贷款，说白了就是“空手套白狼”。
注：复函原文如下
该行在沪系伊独开，专造匹头生意。刘鹗系素识，曾与商议，如禀准有承办卢汉铁路明文，由伊行转向外洋凑借一千万两，非真有股本存在伊处。现既未奉有核准明文，伊更不便签押保认等语。查刘鹗在别埠有无召股本，未可知。惟履祥洋行开设未久，局面不大，纵使转借洋股，恐亦未可靠。
问题搞清楚了，按理说，应该通告刘鹗，让他该干嘛干嘛去。
但是，张之洞没有撵刘鹗走。
他另有打算。
汉阳铁厂
张之洞办的汉阳铁厂，属官办企业，由于经营不善而连年亏损，当时“已糜五百万”——累计亏损了500万两之巨。
这是张之洞的一个心病。
他一心想把这个包袱甩出去，一来减轻地方负担，二来可以给自己的政绩止损。
就在这时，“接盘侠”来了。
这个人就是一向热衷于办洋务、深得李鸿章等朝廷大员支持的盛宣怀。张之洞暗示：铁路可以给他办，但必须同时把汉阳铁厂接过去，由官办改为官督商办。
这笔私下交易本没有刘鹗什么事，但张之洞知道：盛宣怀本质上也是个商人，擅长讨价还价。所以，他不急于否决刘鹗，等于给盛宣怀摆了个竞争对手，用来“压价”，让他不要乱提条件。
就这样，刘鹗在汉口苦等了2个多月，既没有人告诉他事情已无望，也没有人给他带来希望，想一走了之又不甘心就此放手。
直到7月，刘鹗从朋友处探听到张之洞的一些真实想法，知道等下去已无意义。
这时，张之洞让人捎话给他，称卢汉铁路“暂时不能有成议”。
刘鹗带着满满的失落离开了汉口。
盛宣怀（(1844—1916）
6、大才子两次被“套路”
与此同时，张之洞就审查应标的4位商人资质一事正式复函总理衙门——“四商皆不可靠”。
他建议清政府“派熟悉商务、家境殷实之员为总理”来主办铁路事宜，暗中给盛宣怀提供“神助攻”。
清政府也已基本瞩意由盛宣怀组建铁路公司，采取官督商办的模式全面承建卢汉铁路。
尘埃落定，愿赌服输。
刘鹗纵然不甘心，可也只有如此了。
可是，事情没有完。
过了1个多月，刘鹗突然接到汉口方面好友姚锡光的通知，称张之洞急召他来武汉，商量修铁路的事。
难道事情峰回路转了？
刘鹗抱着满心渴望再次南下汉口。
再见张之洞，急于承接工程的刘鹗信誓旦旦地表示：只要是政府要求的，我都能一一办到（制府所询诸端，伊俱能应允照办）！
张之洞似迎还拒，并不表态。
刘鹗有点儿纳闷：既然如此，又召我来干嘛呢？
这次，我们的大作家又被蒙在了鼓里——盛宣怀抓住张之洞急于解决汉阳铁厂问题的心理，不断向其追加条件：一会儿要加重新设铁路公司总理的职权，一会儿又要兼办银行。
张之洞越来越烦躁，就找来刘鹗来“压价儿”，仅此而已。
盛宣怀闻讯马上赶到汉口，重新跟张之洞谈条件。
直到9月，逐渐了解全部内幕的刘鹗才悻悻而归。
临行前，这位大才子登上汉口龟山脚下的伯牙台，赋诗一首：
琴台近在汉江边，独立苍茫意惘然。
后世但闻传古迹，当时谁解重高贤。
桐蕉不废钧天响，人去空留漱石泉。
此处知音寻不着，乘风海上访成连。
这是何等的苍凉而无奈！
古琴台，又称伯牙台
7、一心给洋人当买办
第二年，在官谋商不成的刘鹗低调奢华地炒掉了老板光绪皇帝。
辞官下海后，他通过应聘到一家外企任职。
新东家福公司是一家英资企业，买卖做得很大，生意一度占英国在华投资的40%。
当时，该公司正谋求在山西、河南、四川等地的开矿权。英国人非常看重刘鹗深谙官场套路、人脉熟络的优势，因此重金聘他为中方代理人——买办，用现在的话说，就是在外企打工的高级经理人。
在老领导的关照下，下海经商后的刘鹗依然长袖善舞，帮助福公司在山西取得开矿权，出任福公司山西矿产经理。
后来，他还帮助英国福公司到河南开矿，成立了豫丰公司，并亲自为该公司草拟章程。
此外，在外国人开办的四川麻哈金矿、浙江四府煤铁矿等，都能看到这位奇才的身影。
1898年6月，清政府新成立的中国铁路公司向比利时公司借款450万英镑，卢汉铁路的资金问题这才得以解决，正式复工。
1906年（光绪三十二年）4月，连通中国南北的第一条铁路干线卢汉铁路建成通车，湖广总督张之洞与时任直隶总督的袁世凯一同验收，并将卢汉铁路更名为京汉铁路。
此事在刘鹗心里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记，让他久久不能释怀。
卢汉铁路通车典礼
8、荒谬的“清官可怕论”
1905年，他开始动笔撰写《老残游记》，1907年完稿。
在文中，他这样写道：
赃官可恨，人人知之。清官尤可恨，人多不知。盖赃官自知有病，不敢公然为非；清官则自以为不要钱，何所不可？刚愎自用，小则杀人，大则误国，吾人亲目所见，不知凡几矣。
《老残游记》1915年版
这就是刘鹗着名的“清官可怕论”。
这里的“亲目所见”，指的自然就是让他“摔跟头”的几位大人。
从翁同龢到张之洞，尽管能力、政绩各有褒贬、众说不一，但有一样是大家都承认的——他们都很清廉。
张之洞一家的生活全靠俸禄，他有一句常挂在嘴边的话：人再穷，二三十两银子还是能拿出来的。
老百姓都爱戴清官，但是刘鹗很不以为然。
他认为，清官以较高的道德标准要求自己，所以有一种道德优越感，看别人都是小人；而这种道德优越感容易使人自以为是、刚愎自用，凡不合自己之意的都认定为错误。
说得振振有词，实际上，这话很荒谬。
“清官”虽然不能与“能臣”、“干臣”划等号，但清廉本身就是优点，这个毋庸置疑；至于贪官，无论能力多强、多能干，也终究只是个“蠹虫”，祸国殃民、于法不容。
也许，刘鹗也想干一番大事业；也许，其中也有为国为民的成分。但是，通过行贿、造假的手段终为理所不容、为天下君子所耻。
翁同龢（1830—1904）
9、价值观跑偏，下场有点惨
当初为争办铁路，刘鹗四处“活动关系”，除了向王文韶等人行贿外，他还试图贿赂同乡、清政府掌管财政大权的户部尚书翁同龢。
翁同龢日记里曾记有这样一段话：
刘鹗者，镇江同乡，屡次在督办处递说帖，携银五万，至京打点，营干办铁路，昨竟敢托人以字画数十件餂余。记之以为邪蒿之据。乙未五月廿一灯下。
（注：这篇日记的手稿现于常熟翁同龢博物馆，是刘鹗行贿的铁证。）
邪蒿
邪蒿，一种性温无毒的水生植物，但因为名字中有“邪”，所以和孔子说的“盗泉”一样，为历代文人所不齿。
刘鹗最后的结局也颇令人唏嘘。
1900年，八国联军侵入北京，占领了清政府的国家仓库——太仓。
刘鹗自恃能跟洋人拉上关系，就跑去向八国联军购买太仓储藏的粮食。
其实，他倒没有那么坏、只想发“国难财”，设了一个平粜局，还拿出部分粮食赈济北京饥民。
然而，这件事过去了好几年，有人旧事重提，认为刘鹗的行为属“私售仓粟”。
1908年，清政府就以这个罪名把他充军发配到新疆。
1909年，中国近代第一通才、世界级大作家刘鹗死于乌鲁木齐。
背上了这些“黑记录”，纵然在文学上取得了伟大成就，在中华民族的记忆里，这位古今难得的奇才也就是一株有学问的“邪蒿”而已。
责任编辑：小末
